融通资产东湖有理｜吕德文教授谈刨猪宴“抄作业”：“网络田野”和田间地头一样重要

从刨猪宴“抄作业”的不同效果，看——

“展示”作为基层治理的一种引擎

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阅读提要】

■对于基层政府而言，流量已经是基层治理的一个常量，它有没有、多和少，都在客观上通过展示的逻辑，影响着基层治理生态。

■“基层”的范畴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网络田野”和田间地头一样重要，网民也是群众的一分子。

■一种可称之为“平台化治理”的模式，开始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作用。基层的高效能治理，往往不在于一件事一件事地解决，而是通过搭建平台，将各类事务进行集成化处理。

前不久，重庆合川“呆呆”刨猪宴爆火以后，引来各地竞相模仿。对于基层政府而言，流量是一个稀缺品，关乎地方文旅发展。因此，每个地方都希望制造流量、利用流量，将偶然出现的流量视作“泼天的富贵”。但这个作业并不好“抄”，有的“抄”的效果挺好，有的因为组织不力，出现了“翻车”现象。

如何对乡村文旅流量进行冷思考，理解基层治理的逻辑变化？长久以来，基层习惯于以“不出事逻辑”来应对社会事务，但从文旅发展角度思考，基层需要从管控者变服务者，从“堵”到“疏”，从“怕出事”到“办好事”，这无疑是基层治理迭代的重要时刻。

我们进入了一个展示性的社会

基层治理要用好“展示”这把双刃剑

地方政府对于流量的关注，源自当代社会的深刻变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迭代以及流媒体的兴起，中国社会可谓是进入了一个展示性的社会。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如今这样，人们通过自拍、短视频等方式，将个体的日常生活展示给熟悉或匿名的观众。因此，人们都生活在透明的社会中，那些曾经是自娱自乐的甚至是隐私的东西，往往会成为网络狂欢的对象。“展示”是一把双刃剑，它拒绝一切延迟、回避以及掩盖，私人生活被凝视，制造个体的不安全感；但它也带来了关注，一个人、一个地方因意外而拥有流量，这往往是难得的获得展示，继而转化为发展机会的契机。

对于基层政府而言，流量已经是基层治理的一个常量，它有没有、多和少，都在客观上通过展示的逻辑，影响着基层治理生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基层政府需要及时发现社会矛盾，及时化解纠纷，避免矛盾纠纷外溢，“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差不多是基层治理的基本准则。而在展示社会中，人们习惯于在自媒体中表达情感、评论事件。甚至于，自媒体代替了传统的信访和热线，成为了监督渠道。因此，无论是小事还是大事，好事还是坏事，都容易在第一时间溢出乡村。这些事件一旦点燃流量的逻辑，会在极短时间内成为互联网公共事件。

如果说，传统的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是通过利益表达渠道的规范化，以及纠纷处置的制度化，最大限度地减少一些事件的影响，使得基层政府能够通过渠道的控制、处置方式的尺度，来平衡各方利益，让基层政府成为裁判者的话，那么，在展示社会中，普通民众和基层政府会越来越平等，在一些情况下，因为个体具备“网红”的气质，反而占据优势。这种变化，预示着基层治理逻辑必定会改变。

一些地方及时转变了思维，拥抱展示社会，通过快速反应、有效引导，将流量转化为地方发展的积极因素，让流量赋能基层治理。比如，景德镇的“鸡排哥”，合川的“呆呆”刨猪宴，均是如此。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一些地方干部主动做起了“网红”，为本地旅游业和农副产品代言，取得了良好效果。此类转变，应该鼓励，而不是限制。尽管有些地方因为不专业，措施不完善，效果不佳，但这符合流量逻辑，不可苛求。

当然，展示社会容易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产生联系。少数地方干部热衷于搞形象工程，通过制造流量，产生了更大的负面效果。近年来，一些地方的文旅项目因为刻意追求夸张效果，不顾实际，造成了国有资产损失，也引起了民怨，这是值得重视的教训。但是，板子不应该打在流量逻辑上，需要反思的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逻辑下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

“基层”的范畴发生了改变

“网络田野”和田间地头一样重要

展示社会对基层治理最重要的重塑是，“官民共治”成为了基层治理的基本原则。在展示社会中，一个地方要向外界树立好形象，要吸引流量，仅仅依靠传统的、单向度的宣传，已经不合时宜。人们更希望看到的是日常的细节，能够共情的故事，这都需要普通民众的参与。

从典型案例看，那些成功吸引流量的城市，无不是利用了普通网红不经意间的流量，将政府的另一面展示出来，从而制造好感。重庆合川“呆呆”刨猪宴吸引了大批游客后，当地政府迅速行动，通过跨部门协调，将地方的风俗民情以及服务型政府的良好形象展示出来。这种做法，既缓解了“呆呆”个人的压力，又收获了口碑。景德镇的“鸡排哥”一夜爆红之后，地方政府做的不是“堵”，而是积极疏导，办好事，从而将城市管理的另一面展示出来。可见，一个富有人情味和烟火味的城市，恰恰是能够吸引人的品质。

“呆呆”和“鸡排哥”这样的普通人，能够成为地方政府的座上宾，预示着新时代社会治理的一个新命题。长期以来，党和政府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基层治理方法，其要点主要有二：一是基层治理的主要工作方法是群众路线，基层工作只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形成正确的决策，工作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二是基层工作的特征是面对面的一线工作，领导干部不能坐在办公室完成任务，需要到田间地头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过去，基层往往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如驻村、信访接待、帮扶联系等方式，来开展面对面的群众工作。在展示社会中，谁是群众，谁是“关键少数”，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比如，按照传统的群众工作方法，“呆呆”是一个未婚女孩，在村庄里可能很难成为群众的代表，在大多数情况下，她的父母可能“代表”了她；但在网上群众工作中，“呆呆”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她才是需要密切联系的群众代表，才是影响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少数。

在这个意义上，“基层”的范畴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网络田野”和田间地头一样重要，穿着“马甲”的网民也是群众的一分子。基层工作的场域，不仅在现实生活中，还在网络社群里。让人惊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基层干部也在触网，他们将工作日志写在了自媒体上，将为民服务、纠纷调解等工作过程展示出来。这在无形中密切了党群关系。

展示社会是一个透明社会，对于个体而言，“透明”可能是一种干扰，会对日常生活带来困扰；但对政府而言，透明却是政务公开的自然逻辑，是主动接受监督、增加群众对党和政府信任的有效措施。在展示社会中，基层政府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都倾向于通过更加高效、便捷的方式，主动向社会展示其工作，这其实是高效能治理以及高质量民主的表现。概言之，当基层政府不再将政策信息差以及解释权当作其治理策略的基础时，基层治理必定更加依靠法律制度，其制度化和规范化程度会得到极大程度提高。

“平台化治理”模式

正在塑造新的基层治理生态

展示社会还可能预示着，一种可称之为“平台化治理”的模式，开始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作用。在传统的基层治理中，基层治理主要是针对具体事件的治理，主要是通过做群众工作来达成治理效果。尽管各个治理事务客观上具有内在联系，但人们倾向于通过职责分工的方式，进行分类处理；尽管群众是一个整体，但人们也倾向于把群众划分为不同的群体，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然而，在展示社会中，事务的连带性更加复杂，事务的性质难以划分；群众也难以通过传统的社会关系进行分类。客观上，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事务，都在某一个事件中汇合起来。因此，基层的高效能治理，往往不在于一件事一件事地解决，而是通过搭建平台，将各类事务进行集成化处理。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尝试通过文旅特色项目来搭建平台。一个网红打卡点，一个网红赛事，一个网红文娱节目，乃至于一个看似偶然的网红事件，看似是一个文旅产品，但地方政府乃至于当地社会，却可以将之平台化，既服务于经济发展，也服务于社会治理。比如，贵州的村BA、村超、村T等文旅项目，是典型的平台化治理的产物。一个遥远的偏僻山区，却因为网红项目而聚集了全国乃至于全世界的目光，巨大的流量可谓是弥补了自然地理的隔离，市场的可及性迅速绕开了自然地理屏障，在互联网经济中获得了优势地位。

村字头的文体项目，本是当地居民自娱自乐的文体活动，其意义也主要是丰富群众性文化生活。但自从其获得了展示机会后，他们已经成了吸引游客、售卖农产品以及进行乡风文明建设的引擎。可以说，“展示”成了基层治理的引擎，它在塑造一个全新的基层治理生态。在这个生态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具有展示价值，他们的每一次有意无意的展示，在给自己带来流量和市场机会的同时，也在反馈给地方，让地方IP更具活跃度。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地方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地方的风土人情与社会治理，也被深深绑定。只有每一个人都激发了潜能，具有主人翁的意识，才能将地方上的公共IP擦亮。同样，只有公共IP具备足够的展示度，能够吸引足够多的流量，才能为个体发展提供平台。

当前，展示社会已然是一个社会事实，基层治理虽然面临挑战，但意味着更大的机遇。如果主动地将“展示”当作基层治理的引擎，那就意味着，需要建立一个更加高质量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通过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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