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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资是一种为投资者提供杠杆资金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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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财经故事荟，作者 | 万天南，编辑 | 陈纪英
今年7月底，据《人民日报》报道，本应补贴给服务商和运营商的1.4亿元巨额奖励金，被北京市海淀区某短视频平台公司冯某等人非法侵吞，又被后者通过比特币等方式洗白赃款。
消息曝光之后，不少传闻猜测，“冯某”是前快手磁力引擎副总裁冯超，他在今年3月从快手离职。
其实冯超并非案件主角。被中伤的冯超，特意更新了微信朋友圈，疑似回应上述谣传，“鄙人从来没有过比特币账号，所以也从来没有买卖过比特币”。
《财经故事荟》经过多番调查获悉，上述冯某，是快手前电商服务商运营中心总经理冯典，他的岗位职责是负责服务商的入驻审批、奖励政策制定及执行等工作。此前，他还以电商产业总经理的头衔在外为快手站台。
知情人士向《财经故事荟》透露，冯典有过多段大厂工作经历，此前曾在滴滴、宝洁公司任职。1.4亿的巨额侵吞，则发生在任职快手期间，他的职业生涯就此戛然而止。
一、权力闭环起贪念，1.4亿创纪录冯典涉贪1.4亿元的案件，其实案发在几年前。
冯典算不上快手核心高管，但权力闭环给了其作案的机会。彼时，快手经常会出台各类鼓励服务商入驻和运营商开展活动的补贴政策。而上述补贴政策，设计、落地、监督，几乎都是冯典说了算。
动了贪念的冯典与私交颇深的外部供应商勾结在一起，设计了一起侵吞公司补贴的路线图。
据《人民日报》报道，在补贴政策制定环节，冯某故意“预留”漏洞；而后，再将本应严格保密的内部运营数据，持续泄漏给相熟的供应商。
在内部数据的指引下，外部供应商会“按需定制”，提交符合补贴条件的虚假申请材料，就能将本应属于其他商家的流量补贴，挪移到自己名下。
不到一年时间内，以冯典为核心的小团伙，就非法侵吞了1.4亿补贴资金。
如何把上述“赃款”洗白转移？冯典团伙也颇费心思。
和冯勾结的供应商指使下属，迅速注册了多家专门接收快手奖励金的“空壳公司”。
等到“奖励金”一到账，就会层层转移，最终汇入与冯典的供应商小弟实控的隐秘账户。
为了安全“分赃”，冯典还指使供应商小弟们，利用8个不同的境外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将骗取的巨额资金分批兑换成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甚至通过多种技术手段，混淆加密货币交易路径，以避免被追踪。
随后，部分被“洗白”的涉案资金，又通过加密渠道兑换回人民币，流入冯典和其供应商小弟们实控的个人或公司账户。
不过，有钱贪没命花。冯典等7人团伙还是没逃过恢恢法网，七人因犯职务侵占罪，被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至有期徒刑三年不等，均并处相应罚金，还不得不交出了藏匿的90余枚比特币。
其实不止冯典，今年以来，相继有多个大厂巨贪事件露出水面。
今年7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通报了一起互联网企业高管重大商业贿赂案件，通报中提到的“上海某互联网企业副总裁韩某”，为饿了么前CEO韩鎏，韩鎏等人利用职权收受供应商贿赂，两年内贪腐金额高达4000万元。
在被曝贪腐事件之前，韩鎏的履历相当光鲜，曾是阿里巴巴集团最年轻的业务总裁之一。
就连风口正旺的DeepSeek的母公司幻方量化，其前员工也卷入了贪腐案。主要涉案人员为幻方量化原市场总监李橙和招商证券深南东路营业部原总经理孟鹏飞，双方在2018-2023年6年间利用幻方量化在招商证券的交易返佣违规获利1.18亿元，其中李橙分得2000余万元。
二、大厂扁平化，贪腐也“下沉”互联网公司贪腐的高发地带在哪里？高发人群是谁？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反商业腐败检察工作白皮书（2020-2024）》，回答了上述问题。
高密度聚集了互联网公司的海淀区，是复盘互联网大厂贪腐案的最佳观测窗口。
最近五年，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商业腐败犯罪案件中，互联网或者其他高新科创行业领域案件共计943件1490人，案件占比高达75.26%。
在互联网行业中，运营成了腐败相对高发岗位。
运营环节涵盖了内容、活动、用户等多方面工作内容，涉及引流推广、用户增长、数据分析、市场调研等多方面，跑冒滴漏节点较多。
此外，“流量变现”“数据权益”逐渐成为商业腐败新场景。
比如，电商运营服务涉及到对平台资源的分配和管理，例如直播平台的推荐位设置、电商平台的店铺排名等，在商铺引入、资源投放、违规控评等方面存在权力寻租空间。
某短视频平台公司运营人员，负责平台账户的直播管理、账号维护等，利用职权违规为其管理的多名主播提供快速解封、快速加“白名单”等帮助，以借款、购车等名义向主播索取财物，累计收受300万元。
互联网贪腐还呈现团伙化趋势，比如，一些行贿人为实现利益最大化，不惜花费重金围猎，再由受贿人“牵线搭桥”，对同类业务的不同负责人“逐一击破”，向部门集体行贿等。
有点反常识的是，上述《白皮书》披露，公司高管和基层人员，都有贪腐机会，甚至基层人员涉案数量要超过高层。
部分高层通过金融手段非法牟利。大型的集团公司会存在关联公司或者子公司、分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复杂，导致掌握公司经营权的股东和高管利用职务便利，越过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程序，通过关联交易、资金拆借、虚假记账等方式，转移公司财产。
类似饿了么前CEO韩鎏等高管，则是直接把权力资源变现。
从2023年7月开始，韩鎏等人开始利用管理物流配送业务以及确定供应商准入、清退、考评、补贴发放等职权，为供应商谋取不正当利益。
有些供应商因考核不达标，希望通过行贿保留供应商资格；有些则为改善经营状况，期望通过贿赂获取更多业务关照。在不到两年时间里，韩鎏等三人收受供应商贿赂30多次，累计金额超过4000万元，平均每次受贿金额超过130万元。
不过，更多的贪腐其实发生在基层。在海淀检察院审查起诉的871名犯罪嫌疑人中，职务属于总监级别及以上的仅有149人，占比17.1%；经理级别及以下的共有722人，占比82.9%。
这也不难理解，如今互联网公司都在权力下放，推动层级扁平化、流程标准化，关键岗位的基层人员，同样手握不小的决策权。他们通常是和外部人员相互勾结、分工明确，形成利益共同体非法牟利。
互联网行业青睐年轻员工，贪腐案中年轻群体也占了主流。
前述《白皮书》统计显示，犯罪时年龄在20岁至40岁之间的共有642人，占比73.7%。且以高学历为主，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共有535人，占比61.4%，大专及以下学历336人，占比38.6%。
对于内部员工贪腐，互联网公司向来深恶痛绝。
马化腾曾在内部讲话中怒斥，“我看完（调查结果）之后才知道，为什么我们很多业务做不起来，那当然做不起来了，这么多漏洞在被掏，（业务）不可能起得来”，“我跟你们讲，只是你们没机会看，看完之后吓死人”，“为啥年年说反贪腐，今年还这么严重呢？”
刘强东也曾面对电视镜头表示，“你敢贪公司1万块钱,我就宁愿花100万、花1000万去调查你。”
最近两年，互联网大厂反腐力度在加大。有大厂人员向《财经故事荟》分析，一来是互联网大厂的内部管理机制再完善，内审风控能力在进化，比如引入了数字化风控手段；二来，目前大厂普遍都在降本增效，“查得越来越严格了，毕竟各种跑冒滴漏也不是小钱，既能来点震慑，还能追回损失”。
互联网涉贪人员爱钱但也更爱自由。前述《白皮书》显示，存在退赃退赔情节的共计560人，占比总案件的64.29%。最近五年，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商业腐败犯罪案件中，依法追缴赃款、不正当利益共计人民币2.8亿余元，为公司挽回了不少损失。
对于贪腐舞弊案件，不少公司选择周期化对外公示，比如腾讯、抖音、京东、百度等。一来，对内部员工可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二来，也是对上下游亮明态度。
不过，对于冯典创纪录的1.4亿案件，快手选择低调应对，公司官方对此不回应不置评。有内部人员透露，公司要求“保密”。
保密情有可原，可能基于两重诉求。
其一，当时，恰逢快手业务转折期，虽然营收在增长，利润在改善，但股价比峰值却跌去了大半。如此高额的贪腐，可能会引发资本市场和大众的质疑，担心其内部管理存在漏洞，进而再度影响其资本市场表现。
其二，当时也是快手电商突飞猛进之时，亟需吸引更多外部服务商和运营商一起入局，共同做大业务，但1.4亿的高额侵吞，可能会影响后者信心，认为快手在服务商、运营商激励机制上不够公平透明。
当然，经过冯典一案，相信快手肯定优化升级了风控手段，管理能力也更上层楼。
冯典案犹如棱镜，折射出互联网行业在高速扩张期中难以回避的隐痛——超级平台掌握海量资源的分配权限，而内部监督机制未能同步完善时，贪腐就悄然滋生。
这场人性与制度的终极博弈，于所有大厂，都是持续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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